高通公司因為壟斷芯片業務被調查。
“收專利費的方式太流氓了，整個產業界都有動力去起訴它。高通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兩部分：專利授權和手機基帶芯片(負責無線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)出售。
手機制造商如果使用了高通芯片，要付芯片的錢及專利費;設備商建基站的芯片如果使用了高通專利，則得付專利費。對于中國的三家運營商來說，一方面需要采購手機廠商的定制機(比如iPhone);另一方面，還需要采購設備商(包括華為、中興、諾基亞等)生產的設備，得間接付出兩份專利許可費用。由于質量穩定，在手機行業內，中高端手機幾乎都只使用高通的芯片。比如，蘋果和三星如果需要研發一款新的高端手機，必須要高通來生產這種芯片;一個新的技術產生，如果高通一直沒有生產這款芯片，那么這個行業也不會被看好。一個明顯的例子是，在3G時代，中國自主研發的TD-SCDMA牌照，交給了當時用戶最多、信號最好的中國移動，但是高通對此并不看好，遲遲不生產支持該標準的手機芯片，導致移動定制版的iPhone直到去年末才生產出來。
“考慮到用戶群覆蓋，和移動高層的各種補貼讓利的談判，最終高通才同意生產芯片。”一位中國移動人士對本報記者說。
一位國內大型廠商的前手機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，在中高端機型領域，目前，除了華為、中興等企業生產的手機僅有部分自主研發的芯片，大部分的手機廠商比如蘋果、三星、聯想、酷派、小米，都直接購買高通芯片生產手機，其市場占有率有絕對優勢。
這也許就是優勢權，在全球就是這個樣子，蘋果手機不也是因為自己的獨特唯一性，價格抬的如此高嗎?商場不是戰場，坑的都是自己人。
高通公司正在面臨這個問題- “罰金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商業模式被否定。”上述員工說。
高通公司于1985年成立時，還是一家比較小的創業型科技公司，這家公司研發了一套關鍵通信技術CDMA(碼分多址)，由于技術先進，成為了全球三大3G標準的基礎。這就像樹的根和主干，任何一個只要生產手機基站、手機的公司，涉及的技術都猶如這個主干上生發出來的枝葉，都得給它交專利費。
在3G時代，三個標準都是CDMA的。在中國，聯通使用的WCDMA、移動使用的TD-SCDMA,以及電信使用的CDMA2000是CDMA的不同方式，都基于這個技術。高通因此蓬勃發展起來。由于手握核心專利，處于通信領域里面非常強勢的地位。一位運營商技術負責人對記者描述說，當4G時代來臨，全世界終于意識到，3G時代養了一匹狼，這匹狼太貪婪了。因此，到4G制定標準的時候，全球標準領域很快達成共識，堅決不繼續使用CDMA，而換成另外一個技術OFDM。但是高通羽翼已豐，即使不用CDMA，它還是儲備了很多其他專利。因此，在4G時代，高通雖然沒有那么強勢，還是擁有很多核心專利。由于高通公司整體營業額規模巨大，因此，可以想象，從金額上看，高通案一旦判定罰款，可能是絕對金額最大的。周照峰對本報記者介紹說，處罰金額并非簡單地將上一年所有營業額乘以1%～10%，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。實際的計算方式時，有些產品可能計算為1%，有些產品可能計算為10%。而且根據涉及的產品不同，參考的基數也不一樣。
與歐盟計算的基數為上一年全球的營業額、旗下所有種類產品不同，本報記者了解到，中國的反壟斷部門和韓國類似，僅計算在中國銷售的營業額，而且只有跟調查行為相關的產品才算。“歐盟的做法是，一個分公司犯了錯誤，那么整個集團母公司的營業額都需要算進去作為基數;如果除了芯片還生產藥品，藥品也要算進去做基數。”周照峰說。
發改委對此給出的解釋是，“相關營業額”，也即限定產品和相關市場。例如，之前的奶粉案，就只算了相關企業奶粉部分業務，而產量很大的奶粉原料，并沒有算到基數里面。
除了金額的處罰，對于最為核心的商業模式，也即許可費計算基數和比例，業內人士認為，很可能談成一個相對靈活的解決方案。比如可以按整機收取許可費的比例降低，也可以按照芯片收費，但是芯片的價格降低。根據以往案例經驗，許可費下調比例很可能不會太大，大致在10%～30%之間。
需要考慮的復雜因素包括，由于移動互聯技術更新速度太快，即便一些舊的3G芯片降價了，到了4G，這種產品也會相應被淘汰;以及對于整機相對于蘋果等國際廠商便宜的一些中國廠商來說，如果按照芯片來收費，這些企業是否真的能獲益，還是一個問題。
高通公司的芯片壟斷行為到底該如何處理，如何規范市場，這對全球市場來說都是一種考驗，其實也是一種自我懲罰，享受成果的時候不受，等到利益受損就馬上說不公平。
由搜管網提供
